新闻使用者:一个亟待重新理解的群体 | 论文带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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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使用者:一个亟待重新理解的群体
本篇论文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作者：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推荐理由】
我们读过不少从新闻生产者角度来分析新闻业当下危机的论文，这个视角免不了带有以媒介为中心的逻辑。这篇论文却从受众的角度，认为：“新闻业意图重整雄风的努力或许都可归结为这样一句话，要在网络时代赢回新闻使用者。”那么谁是新闻使用者?他们与前网络时代的报刊新闻读者、电视新闻观众是相同或特征相似的一群人吗?他们如何在变化了的社会语境下使用新闻媒介并且将其和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联?这篇论文给你一个新的角度，在使用5w作分析时，你答题的Whom层面会更加吸引老师。
【摘要】
本文建议采用“新闻使用者”( News Users)”一词来描述网络时代的新闻受众，并试图从历史的、情境化的以及传播者与使用者之关系的角度来重新阐释这一始终变化着的群体。研究认为，新闻使用者的量级、兴趣、聚合与分化的方式、使用新闻的行为等都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新闻使用应该被置于日常生活的时空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加以理解。新闻生产者尤其需要采取这种新的认知方式，发展与新闻使用者的新型关系。
【关键词】 新闻使用者;受众;情境;新闻生产者
从概念到范式，谱系庞大的受众研究一直分歧多多，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一再挑战了与“大众传媒”具有伴生关系的传统“受众研究”。麦奎尔承认，现在应该已经有足够的现实变化和必要的理论准备来提出一个新的范式了。麦奎尔注意到，作为一个集合性名称的“受众”越来越难于表征现实，而“使用者”( users)一词正在变得流行。
国内文献则偏爱用“用户”一词来重新表述网络时代的媒介受众。中国知网数据表明:从2004年到2014年，十年间篇名中出现“用户”的“新闻与传媒”类论文增长了约10倍。
考虑到“用户”，与“产品”、"市场”，等词语的绑定关系确实可能窄化网络时代新闻媒介使用研究的丰富理论内涵，本文建议采用“使用者”(对应于user的原意)来描述这一群体，并试图从历史的、情境化的以及传播者与使用者之关系的角度来重新阐释这一始终变化着的群体。
新闻使用者的历史变化
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使用者与网络传播时代的新闻使用者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新闻使用者量级的变化也带来了新闻使用者兴趣的变化。通俗报刊的出现即是一次迎合变化的读者兴趣的例子。
人们不免会担心新闻业为了迎合网民口味，劣币驱除良币导致“戏剧化的低质新闻 " ( dramatically lower-quality journalism)和“嘘头式的新闻议题" ( buzzword-driven newsagendas)盛行。这些担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现实验证，但新闻通俗化并不等于低俗，尽管它具有滑向低俗的危险性。
随着更多的人使用新闻，甚至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来，新闻中“普通人”的地位比起过去有了显著提高，这也扩展了新闻对世界的关注范畴(De Keyser. etc. 2012)。因此，作为一种趋势，新闻通俗化恐怕是难以改变的，但对于新闻界来说，重要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来实现新闻的通俗化。
从历史上看，新闻使用者亦是不断分化与聚合的。
詹姆斯·凯瑞(Carey，1980)在1980年发表的论述当时卫星电视等“新媒体”的论文，今天读来仍有启发意义。他反对新闻传播学界动不动就将“新媒体”技术称为“革命性”的，他认为是否有“革命性”，要把媒介技术、媒介组织及其实践形态与受众的变化结合起来，看其是否造成了结构性的改变。
按照凯瑞的论述：
全国性报纸的出现使得原来习惯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的公众各自回到了家中，成为沉默的阅读者。但人与人虽然在物理空间上的分离了，但因为关注共同议题又造成了心理空间上的聚合“这导致了‘公共领域’的解构和重构”。
电视的出现则是电子化地复制了上述过程，但重点是在分化的层面而不是大众化的层面，尽管电视对重大仪式的直播会造成几十亿人共同观看的“在场感”，但电视频道、节目种类的增多则让观众按照兴趣分化成不同的观看群体。
按照凯瑞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说：
网络的出现意味着我们要再次以数字化的方式经历使用者分化与聚合的过程。从目前的变化看，新闻使用者分化与聚合的频率和力量都加强了。网络上，新闻信息来源、内容和类型的空前多样给与了使用者更大的选择权，个人日报、定制头条等新闻服务大行其道，这表明新闻使用者的“分化”已经达到“个人化”的程度。但另一方而，一旦有重大事件发生，个人化的使用者又会以迅捷的方式聚合成庞大的公众。这种崭新的“分”与“合”以及在私人与公共之间无缝转换的新闻使用方式是此前的新闻业从未碰到的。
新闻使用者不能再被视为简单的信息消费者，他们是一群“以我们此前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塑造、分享、重构和融合媒介内容的人”( Picone,etc.,2015)。
移动设备的使用改变了信息使用的时间和空间，或者说它让信息使用变得随时随地，与此同时它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人们带入“网络化生存”的生活方式。
(一)时空情境下的新闻使用
新闻使用既是一种时间性实践，也是一种空间性实践，它既发生在具体的时空结构中，也创造出“新”的时空，塑造新的社会秩序。
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还保存有这样的画面:一家人随着《新闻联播》的开场音乐吃晚饭，饭后，父亲坐在沙发上看当天的晚报。但在下一代人中，这样的场景恐怕不会复现了。
新闻使用不再是生活中一件需要占据一段专门时间来做的事，而成了填补两件事之间空白所做的事，比如等车时看一下手机新闻，或是从一件事中分心出来做的事比如边开会边刷微信。
彼得斯有一句被经常提及的话说明了新闻使用中“空间”的重要性——“新闻消费不仅仅是我们做的事，而且是我们在某个场合做的事”( Peters，2012)。研究表明，传统的新闻使用主要发生在家庭的公共空间里，比如客厅。
但如今的新闻使用可能发生在任何生活空间(news use in everywhere life)。这个变化意味着，空间一词本来所具有的封闭、固体性的特征被打破，人们将在一种变动、开放的空间体验下使用新闻。
空间性的变化带来了哪些新的新闻体验?一些与空间相关的新闻新形态已经出现了，比如“在地化新闻”(locative news)(Gordon，2008)，这种新闻服务能判断使用者所在的具体位置，并报告这个地点曾经发生过什么，与使用者本人有何关联，从而把一个个空间位置转换成具有情感性的地方化体验。
(二)社会情境下的新闻使用
新闻使用与日常生活的密切，促使我们要从使用者社会交往和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新闻使用行为，而不是将其与社会情境剥离，抽象地谈论收视率或点击率。
脱离社会情境，确实很难理解新闻使用。
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的假说，指在新闻信息愈加海量，个人信息订阅服务不断精细化的背景下，人们能够越来越精确地决定自己看什么、不看什么，他们设计了一个能让他们自己选择的传播世界，这一个个小世界就像一个个“茧房”，人们同于茧房之中，实际上代表着个人生活中的公共因素降低。“选择性接触”信息(selective exposure)是否会带来政治观点的“极化”( polarization )，从而让网络空间变得抱团、板结、压制异见?近些年来对网络舆论的观察，也确实可以看到不少不那么关好的事，但是正如脱离情境的鸟托邦想象是不靠谱的一样，单纯靠“恶性循环”式论证的悲观论调也脱离实际。研究者发现，新闻使用者的分化并不像桑斯坦们所说的那么戏剧化。其实，历史已经一再验证不太戏剧化的变化才是“正常”的。
摆脱技术决定论，在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中、在平凡无趣的日常生活中去理解媒介，理解新闻，可能没有那么精彩，但却会更加实在。
如何重新理解新闻使用者？
无论是拒斥新闻使用者还是过分热衷对新闻使用进行数字化描述(现在这种数字化描述更加方便了，比如点击率、转发率都可以实时呈现)，实际上都是新闻生产者对使用者抱有的总体化的、固化的、本质主义的理解。尖锐一点说，这一观念需要被抛弃。
为了新闻业自身的发展，新闻生产者应该致力于发展与新闻使用者的新型关系，并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理解新闻使用者。
首先，新闻使用者是波动的群体。施罗德曾用“波动性”( fluctuating)一词来描述新闻使用者，他想表达的意思是:随着媒介信息的丰富和平台的多元，新闻使用者得以在众多的选项前挑拣新闻，这就造成了使用者在不同媒介平台和新闻组织之间的波动。
其次，新闻使用者是主动的意义生产者。新闻使用者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也是为了自己而使用新闻的。新闻从业者习惯按照“重大”、“时效”、“戏剧性”、“人情味”这样的标准来挑选新闻，但这样的标准是按照媒介逻辑来制定的，而不是真正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如果把媒介逻辑转换成“使用者逻辑”，我们可能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使用新闻的理由，比如使用者能为新闻耗费多少时间，主要不是由新闻自身的品质决定的，而是由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安排决定的;使用者愿不愿意在朋友圈里分享一条新闻，往往也不是因为这条新闻本身有多重要，而是看展示这条新闻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社会交往的需要。新闻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这里的意义是使用者认定的意义，不是新闻记者自己赋予新闻的“意义”。
最后，新闻使用者是新闻生产中的对话者。
网络新闻具有交互性。网络时代的交互性很多时候是被动产生的，比如使用者的每一次点击都会留下痕迹，并能及时反馈给生产者，从而影响生产者的判断。这样的简单交互并不是真正的参与，因为这并不意味着使用者有权力和动力参与到媒介生产的过程中来。
有研究认为，在大众传播范式下，新闻记者用确定无疑的笔调报道新闻体现的正是凌驾于使用者之上的“告知”的权力，而在参与式传播范式下，记者必须在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与使用者“对话”，哪怕进行的是一种想象性的对话关系。
金句摘抄
作为一种关于当下的“知识”(Park，1940)，新闻不仅具有“主导性”的叙述作用(Cline，2004)，而且也是当代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基础。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称电子时代瞬息万里的速度消灭了时间和空间，这个观点在当时略有点超前，但数码时代的媒介使用确实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原来的时空情境。
今天的新闻使用已经不是在约定的时间发生，而是在任何时间发生。新闻使用以“填满时间”(newsis nn all the time)而不是“标记时间”(marking time)的方式进行。
总之，时空关系的改变带来了新的新闻使用体验，新闻变得像呼吸一样无所不在(Hermida，2010)。弥散的新闻(ambient news)可能正从我们生活的前景退为背景，以一种不再鲜明夺目但却更加根深蒂固的方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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